城市關懷宣教：
神學理論基礎與實踐策略
陳熾牧師
引言
隨著全球化的深入發展和城市化的加速推進，世界各大城市成為了人口、文化、經濟、政治和思想的交匯點。而這些城市也成為了宣教事工的重要前沿陣地。城市關懷宣教作為一種整合信仰實踐與社會關懷的宣教模式，近年來在全球範圍內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本文旨在探討城市關懷宣教的神學理論基礎，並分析在當代大都市環境下實施關懷宣教所面臨的各種挑戰與機遇，特別是如何將移民群體面臨的困境轉化為宣教的平台和福音傳播的切入點。
城市關懷宣教的定義與內涵
城市關懷宣教是一種以福音使命為核心，以城市為場域，以關懷服務為方式的整全宣教模式。它不僅關注人的屬靈需要，也關注人在城市環境中所面臨的物質、社會、心理和文化等多方面的需求。城市關懷宣教強調將基督的愛與真理帶入城市的各個層面，包括家庭、社區、教育、商業、政府、媒體和藝術等領域，以實現個人、社群和城市結構的整體轉化。
作為宣教策略，城市關懷宣教認識到城市既是社會問題的集中地，也是影響力的輻射源。正如使徒保羅的宣教策略所顯示的，他優先進入”大城市——人文薈萃——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因為這些地方是思想潮流的發源地，能產生更大的影響力。
城市關懷宣教的神學理論基礎
普世宣教神學
城市關懷宣教的首要神學基礎來自於聖經中的普世宣教使命。啟示錄5:9記載：”你配拿書卷並揭開封印，因你曾被殺，用你的血從各部落、各語言族群、各民族、各國家，將人買贖回來歸給上帝。”這節經文清晰地表明，福音的目標是跨越一切文化和種族界限，覆蓋全人類。
以賽亞書49:6進一步強調了這一使命的廣度：”我還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極。”這種普世性視野為城市關懷宣教提供了基本的方向——福音不僅是為特定民族或文化群體預備的，而是為萬民而設。
使徒保羅在羅馬書15:15-16中，將自己定位為”外邦人作基督耶穌的僕役，作神福音的祭司”，這種身份認同和使命承擔為跨文化宣教工作提供了範例。
基督徒世界觀與社會變革
城市關懷宣教的第二個重要神學基礎是基督徒世界觀。在多元文化和價值觀並存的城市環境中，基督徒需要建立一套”絕對的生命體系”，這樣的世界觀是以耶穌基督為中心，順服聖經教導和上帝的旨意，並願意服務他人而不只為自己而活。
現任國會參議院領袖約翰·圖恩(John Tune)明確表示：”我有基督教的世界觀，它塑造了我看待問題的方式。我對此不表示歉意，也不認為有信仰的人應該遠離公開場合。” 這種立場為基督徒在城市社會中的參與提供了理論支持。
基督徒世界觀使城市宣教士能夠審視社會文化的各個層面：家庭、宗教、教育、商業、政府、媒體和藝術/娛樂等。通過這種審視，基督徒能夠識別出社會中與聖經價值觀相衝突的元素，並參與到”救援計劃”中，與”黑暗權勢”爭戰。
靈界爭戰的視角
第三個神學基礎是靈界爭戰的視角。使徒行傳26:18記載，使徒保羅的使命是”要叫他們的眼睛得開，從黑暗中歸向光明，從撒但權下歸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聖的人同得基業。”這表明宣教不僅是一種社會工作，更是一場屬靈爭戰。
約翰·羅伯(John D. Robb) 強調，靈界權勢滲透整個人類社會，奴役世界上的各種組織、社會結構，乃至整個制度。這些力量”無所不用其極地滲入財團、政府、宣傳媒體、教育制度，甚至宗教團體，引誘人去崇拜金錢、名利、成功、權力、官場乃至宗教偶像。”因此，城市關懷宣教必須具備屬靈辨別力，能看透表象，識別並對抗這些靈界勢力。
處境化宣教理論
第四個重要神學基礎是處境化(Contextualization)的宣教理論。這一理論認識到福音需要以文化適切的方式呈現，才能被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理解和接受。正如文中所述：”所謂處境化就是讓基督教信仰和做法可以融入其他文化的風俗和世界觀之中…因為沒有一個普世基督教神學在任何時刻適用於每一個族群…新約給我們一個很好的處境化的例子，例如撒瑪利亞婦人和她的朋友，和哥尼流一家。”
保羅的宣教策略展示了處境化的典範：他會先去會堂，尋找對信仰有熱忱的人；引發議論與好奇；傳講以耶穌、十字架和復活為核心的信息；同時留心觀察，找到文化切入點，進行情景布道。
當代城市環境中的宣教挑戰
文化多元性與身份認同
現代城市是文化的大熔爐，各種族群、信仰和價值觀在此交匯。這種多元文化環境給城市宣教帶來了特殊的挑戰。美國文化從”大熔爐”(Melting Pot)到”沙拉碗”(Salad Bowl)的變遷反映了這種挑戰的複雜性。
在多元文化背景下，宣教工作需要特別注意避免文化沙文主義(Cultural Chauvinism)，即認為自己的文化優於其他文化的傾向。同時，宣教士需要理解主流文化(Dominant Culture)與次文化(Subculture)之間的關係與張力。
哈雷·塔爾曼(Harley Talman)強調了身份文化認同和身份持守的重要性，這意味著宣教士既需要尊重和理解目標群體的文化身份，也需要在維護基督信仰核心價值的同時，靈活適應不同的文化環境。
西方價值觀的轉變與基督教邊緣化
另一個重大挑戰來自西方社會價值觀的深刻變化。西方社會經歷了從”以神為榮”到”人本主義”的轉變，政府通過立法手段迎合大眾，降低道德標準(Legislate Morals) ，同時流行文化”以短暫代替了永恆，創造了一個誘人的享樂世界”。
美國社會在近十年內經歷了一系列所謂的”社會正義與賦權運動”，包括佔領華爾街、黑人命貴、女性遊行、#MeToo、投票權、民主社會主義、環保行動/綠色新政等。這些運動反映了社會價值觀的重大轉變，也給基督教信仰在公共領域的表達帶來了挑戰。
更嚴峻的是，西方社會出現了從”去基督教化”(Dechristianization)到”解構”(Deconstruct)的意識形態轉變。後現代主義的興起帶來了價值的””去中心化”和”意義深度的解構”，導致價值多元主義、相對主義和虛無主義盛行。
這些變化導致基督教在西方社會從”主流文化”變為”次文化”，甚至可能演變為”反文化”(Counterculture)。這一趨勢使得城市關懷宣教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需要重新思考宣教策略和方法。
移民群體面臨的多重挑戰
在城市環境中，移民群體面臨著特別複雜的挑戰，這些挑戰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 文化適應的衝擊：移民需要適應新的文化環境，包括語言、習俗、社會規範和價值觀等。這種適應過程往往伴隨著身份認同的危機和文化衝突。
- 生存環境的壓力：移民在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需求方面往往面臨極大挑戰。他們可能居住在擁擠的環境中，缺乏足夠的隱私空間；飲食習慣可能難以滿足；交通和出行可能不便；工作條件可能惡劣等。
- 社會融入的障礙：語言障礙、文化差異、社會網絡缺失等因素使移民難以完全融入當地社會。他們可能面臨歧視、孤立和邊緣化，導致心理健康問題。
- 家庭關係的變化：移民過程往往導致家庭結構和角色的改變。例如，子女往往比父母更快適應新環境，造成代際張力；家庭成員可能分散在不同國家，導致親情疏離等。
- 信仰實踐的困難：移民可能難以找到合適的宗教團體，或者面臨宗教實踐與工作生活的衝突。在宗教多元的環境中，他們的信仰認同可能受到挑戰。
這些挑戰雖然給移民群體帶來了困難，但同時也為城市關懷宣教提供了契機和切入點。通過關注和回應移民的實際需求，宣教工作可以以切實可行的方式展示基督的愛，建立信任關係，並創造分享福音的自然平台。
城市關懷宣教的策略與實踐
魏格納的務實傳福音策略
彼得·魏格納(Peter Wagner)提出了一套務實的福音傳播策略，強調”更高的宣教原則：有效率地使用宣教人員，以使完成特定可評量的目標”。他指出，”沒有目標就沒有策略”，並分析了影響宣教效果的幾個因素：肉體的動機、懶惰、對神話語認識不足、自我中心、不好的程序和缺乏彈性。
魏格納的策略為城市關懷宣教提供了實用的框架，強調目標導向、資源優化和策略靈活性。
保羅的宣教榜樣
使徒保羅的宣教策略為今天的城市宣教提供了寶貴的借鑒：
- “心裡著急就會有所行動”——對靈魂的急切關懷驅動宣教行動
- “入大城市——人文薈萃——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影響思潮”——了解城市的策略重要性
- “先去會堂——對信仰有熱忱——存理性感性的人”——找到合適的切入點
- “引發議論與好奇——甚至給我們下標籤的人談道”——創造對話空間
- “核心信息——耶穌、十字架和復活的道理”——堅持福音核心
- “留心觀察——找到切入點——情景布道”——善用處境化方法
處境化佈道與跨文化溝通
處境化佈道是城市關懷宣教的關鍵策略。它要求宣教工作者深入理解不同文化群體的世界觀、價值觀和需求，並以對方能理解和接受的方式傳遞福音信息。這不是對福音本質的妥協，而是對傳播方式的調整。
在多元文化的城市環境中，宣教工作者需要離開自己的”舒適圈”，接納新的觀點，經歷思維的突破。這種突破不是靠自己的努力，而是”靠順服聖靈的啟示”。
移民關懷作為宣教平台
針對移民群體的特殊需求，城市關懷宣教可以發展出一系列具體的服務策略，將這些服務轉化為宣教平台：
- 語言和文化適應服務：提供語言培訓課程、文化適應指導和翻譯服務等，幫助移民克服語言和文化障礙。通過這些服務，不僅解決實際問題，也創造了深入交流的機會。
- 實用生活支持：提供住房信息、就業指導、醫療諮詢、法律援助等服務，解決移民在衣食住行等方面的基本需求。這種全方位的關懷展示了基督的愛，建立了信任基礎。
- 社區歸屬感建設：組織文化交流活動、社區聚會、節日慶祝等，幫助移民建立社會網絡，減輕孤獨感和疏離感。這些活動自然地創造了分享福音的機會。
- 家庭關係輔導：提供婚姻輔導、親子教育指導、代際溝通輔導等服務，幫助移民家庭面對遷移過程中的關係挑戰。這些服務將基督教價值觀自然融入家庭生活。
- 精神和心理支持：提供心理諮詢、壓力管理、創傷治療等服務，關注移民的精神健康。這種關懷揭示了福音對心靈完全醫治的能力。
- 信仰團體建設：根據不同文化背景和語言需求，建立多元化的信仰團體，創造移民可以自然參與的屬靈家庭。這些團體既保留文化特色，又超越文化界限。
通過這些具體的關懷服務，城市宣教工作者能夠與移民群體建立真實的關係，在解決實際問題的同時，自然地分享福音信息。這種整全的關懷策略反映了耶穌基督道成肉身、進入人群的宣教模式，將言傳與身教結合，使福音在具體的生活情境中展現其變革生命的能力。
基督徒社會關懷者的角色與責任
作為城市關懷宣教的實踐者，基督徒社會關懷者承擔著特殊的角色和責任。香港社工教授曾潔雯博士(Dr. Sandra Tsang) 指出：”我們是君尊的祭司、聖潔的國度，屬神的子民，身份甚為尊貴；與此同時又要在言語、行為、愛心、信心、清潔上，都作信徒的榜樣。”這種雙重身份使基督徒社會關懷者面臨更高的要求和挑戰。
基督徒社會關懷者的使命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 “做一個忠實的耶穌跟隨者”——保持個人與基督的緊密關係
- “做一個具活躍生命力，有影響力的社會關懷者”——積極參與社會服務
- “做一個’力挽狂瀾’，不向世俗潮流屈膝的福音使者”——在價值觀衝突中堅守信仰立場
基督徒社會關懷者需要”有屬靈的透視能力，超越生理、心理的層面，進入人心靈的深處，去營救一個個被各種罪惡捆綁（苦毒、仇恨、傷害），心中失去平安喜樂的靈魂。”這種整全關懷的視角使基督徒社會工作區別於世俗社會工作，不僅關注表面問題，更關注心靈深處的需要。
當代實踐神學的挑戰與反思
當代城市關懷宣教面臨著實踐神學層面的深刻挑戰。隨著”,”政治、文化、哲學、經濟、學術、教育、娛樂、大眾傳媒、藝術等領域，基督信仰的影響力與參與度相當薄弱”的情況下，城市關懷宣教需要重新思考其策略和方法。
一個重要的反思方向是”回歸早期教會的信仰模式”。正如呂居所言：”在現今的情形下，回歸使徒時代的家庭教會模式，不但可以有效應對世俗強權的迅猛攻勢，而且有利於教會更新復原，以原生態的健康活力，獲得比過去40年更大的發展成果，讓《使徒行傳》的主題，在今天的中國教會得以延續。”
這種回歸不是簡單的形式模仿，而是重新發現早期教會所展現的生命活力、社群關懷和福音熱忱。在早期教會中，基督徒不僅通過言語傳福音，更通過生活方式和相互關愛吸引了周圍的人。到”3世紀末4世紀初，基督徒約占羅馬帝國總人口的10%左右，成為一支強大的同質(homogeneous)社會力量。”這一歷史經驗為今天的城市關懷宣教提供了重要啟示。
結論
城市關懷宣教是一種整合信仰實踐與社會關懷的宣教模式，它紮根於聖經的普世宣教神學，基督徒世界觀，靈界爭戰的視角和處境化宣教理論等多重神學基礎。在當代城市環境中，面對文化多元性、西方價值觀的轉變、基督教的邊緣化以及移民群體的多重挑戰，城市關懷宣教需要發展出切實有效的策略與實踐方法。
通過關注和回應移民等城市特殊群體的實際需求，城市關懷宣教能夠創造自然的福音分享平台。基督徒社會關懷者在這一過程中承擔著特殊的角色和責任，需要在堅守信仰立場的同時，提供整全的關懷服務。
面對當代實踐神學的挑戰，回歸早期教會的信仰模式，重新發現基督信仰的生命活力和社群關懷，或許是城市關懷宣教未來發展的重要方向。正如早期教會通過生活見證影響羅馬帝國一樣，今天的基督徒也能通過城市關懷宣教，在多元複雜的城市環境中彰顯福音的轉化力量。